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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兵高秉涵的“回乡路”

时间: 2019-11-18 10:43:47 来源: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


 

“我抱送老兵骨灰回大陆的行为,也正是‘迁台历史记忆’的一部分,更证明了两岸本属一家亲的鲜明认同,也勾勒出迁台历史的流变脉动。 ” ——高秉涵

 

 

“娘,我会活着回来。我也深信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,你一定要等我回来……不孝儿秉涵叩上。”

 

10月9日,“我家的两岸故事———迁台历史记忆两岸四城巡展”上海站展览首日,一位台湾老人的口述影像,让很多观众驻足,观后动容。

 

这位叫高秉涵的老人,在视频中,展示了一封1979年写给留在大陆的母亲的家书。1949年13岁的他,随逃难人潮去到台湾,不料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、骨肉分离。直至42年后,1991年55岁的他,才得以回到山东故乡探亲,但等待他的却是母亲的孤坟。为了告慰对母亲的思念和乡愁,他将母亲的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大褂带回台湾,也抱着去帮助弥补许多和自己一样,未能在至亲生前尽孝的迁台一代的遗憾的想法,高秉涵多年来先后往返大陆百余次,把百余位台湾老兵的骨灰送回归故里。

 

“1949年,上百万军民迁到台湾,活着已作游子,死后拒作游魂,树高千丈,叶落归根。1949年,迁台历史记忆,我们要记忆些什么?

 

“记忆战争没有赢家、和平没有输家,记忆战争残酷教训,记忆两岸血浓于水,记忆两岸一家亲,记忆回家的路,记忆中华民族5000年的延续。回家的路再长,也长不过一生,回家的行囊再重,也重不过乡愁。漠视苦难历史的人,终将成为再次苦难历史的受害者。”

 

透过展览影像,高秉涵的话语,引发每一位走进展厅的两岸同胞去深思;走出展厅,本报记者连线到高秉涵,请他讲述坎坷艰辛又足以令两岸民众向他致敬的人生故事。

 

■“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”

 

1949年,13岁的高秉涵离开母亲,跟着逃难的人,用了半年时间从山东菏泽老家,历尽艰难走了2000公里路,于同年10月16日,挤上了从福建厦门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。那是一艘军用登陆艇,因为承载量有限,人群疯了般向甲板涌去。关门时,挤在门当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,有的切掉了头。没挤上船的兵,朝着船上开枪扫射,发泄怒火。

 

初到台湾,举目无亲的高秉涵睡在台北火车站,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,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,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。1952年,高秉涵考入台湾建中夜校,后来考上大学攻读法律,1963年毕业后成为金门驻军军事法庭的法官,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。

 

1982年,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东菏泽老乡卞永兰女士回大陆探亲,路经台湾,高秉涵恳请她带一些家乡的泥土回来。3公斤的菏泽泥土,一户一汤匙,用筷子弄平,分了50多户菏泽老乡。作为“分土人”,高秉涵得到了两汤匙泥土。他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,而另一匙泥土,则泡水分七次喝了,以慰思乡之情。

 

1991年5月高秉涵终于回到山东故乡,但他在村口待了半小时,不敢走进去,心情五味杂陈:回到阔别42年的家乡,固然高兴,但最思念的母亲已经去世,让他不禁悲从中来。

 

高秉涵的一生,凝聚了当年逃难到台湾的大陆民众的坎坷和艰辛,也让人更深刻体悟到两岸和平的重要和来之不易。

 

■家书抵万金

 

“我一提起笔,感情的潮水就决了堤,眼泪止不住哗哗哗地流。信根本写不下去。写字的手总是抖,放声大哭了几场,心情才得以平复。”高秉涵说,没有身处其中,也许很难体会个中人的这种思乡之苦,于高秉涵,思乡之切,一度到了白天不能进食,夜晚难以入眠的地步。

 

1979年8月20日,已是台北执业律师的他,趁去西班牙开会之机,鼓起勇气,给家乡的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:

 

亲爱的娘:

 

儿提起笔,真不知从何处说起,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,久久无法下笔……

 

首先请娘和奶奶、姥姥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,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秉清、二弟秉涛,平安健康。

 

儿子1948年八月初六和娘泣别后,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,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,如果您们方便的话,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,他会实时转给我的。

 

儿现在已成家立业了,并且已有了三个子女,生活很美满,请不要惦念。

 

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,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,绝不会像四姨宝真、大姐秉洁、三姐秉浩一样,在抗日战争爆发时,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。

 

娘,我会活着回来,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,你一定要等我回来……

 

娘,我渴望着你的回信!

 

叩祝

 

平安、健康

 

不孝儿秉涵(春生)叩上

 

1979年8月20日

 

信是写好了,写信封又犯难了。离开老家时,还没有邮编一说,高秉涵不知道老家的邮编是多少,更不知道这30年来家乡的行政区划有没有变化。思量再三,高秉涵在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下了“山东菏泽市西北三十五里地处高庄”这个地址。收信人写的是母亲宋书玉。当时两岸还没有解禁,尚在敌对状态之中,但高秉涵听国外一些同学朋友传来的消息说,大陆政策有重大变化,海峡两岸形势有缓解的迹象。但高秉涵毕竟是跟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的,所以,为避免给家乡的亲人带来麻烦,信中他没敢说出自己所在的地方。

 

在西班牙开会时,本想托大陆代表把信捎回去,可终究未能如愿。那时,大陆已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,万般无奈之下,高秉涵把这封信寄给了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,请他代自己从美国发出了这封家书。

 

此时,高秉涵不知道在大陆的母亲已去世,信辗转到了在家乡菏泽吕陵中学教书的堂弟高秉魁手中,之后又转给了他的三姐。至此,这封迟到的家书,历经百转千回,总算到了高秉涵的亲人手中。

 

1980年5月12日,在台北生活了30年的高秉涵,接到来自大陆至亲的第一封家书,从信中得知,他的母亲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,奶奶、姥姥和二姐也都先于母亲而去世了。这让高秉涵陷入无限悲痛和哀伤中。

 

“三姐在信上说,母亲在去世之前一再说道,希望在离世之前能够见到我,她是睁着眼睛走的,走时是不甘瞑目的,她是在悲痛中走的,在遗憾中走的。”

 

在母亲临终前,没有守在母亲身旁,尽一位儿子的孝,成了高秉涵终生的愧疚和遗憾。

 

■“死了也要回家”

 

台湾老兵们有句口头禅:活着做了游子,死了不能做游魂,活着要回家,死了也要回家。高秉涵说,他能够体会那些孤苦无依、思乡情切的台湾老兵,毕生的痛与愿。

 

“对于父母,我的‘孝’交了白卷,因为我没有机会。但我现在也在尽孝,我带老兵们回家,我把我的孝转给了社会,转给了家国。”1989年,两岸恢复往来后,高秉涵开启了完全是自发行动的“帮亡故老兵归乡行动”。

 

1992年,他抱着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“回家”。1995年,200多名当年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而来的人组成了“菏泽旅台同乡会”。高秉涵因为赴台时年龄最小,在会里也最年轻,被推选为会长。老兵们对高秉涵的嘱托就是:“你现在不能死,一定要等我们死了,把我们‘送回家’后才能死。”从那一回开始,抱老兵骨灰“回家”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。

 

30年来,高秉涵抱了近200坛台湾老兵的骨灰。然而,高秉涵的义举却频频遭到误解。他捧着骨灰坛回大陆时,常常被海关人员怀疑骨灰坛里装着的是毒品,后来经过检查才澄清了误会。每次领取老兵骨灰后,他都会把骨灰坛暂厝在家里的地下室,以致周围邻居还以为他不做律师,改行做法师了。

 

每次临近返乡,高秉涵都会到花莲、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,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。军人公墓里,有着上万坛的骨灰,贴着相片,有名字、有籍贯。最令高秉涵难忘的是,有一次他到花莲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,正好碰上台风,交通中断,他只好抱着骨灰坛,在一个小亭子待了一整晚,隔天才下山。

 

大多数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,和大陆的家人无从联系,在台湾也是无儿无女、孤身一人。带着他们的骨灰“回家”,“家”却常常没有方向。高秉涵说,“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没办法找到家人,我只能按照他们的交代,将骨灰撒在他们所要求的村口、土地或已经无法辨明的老屋方向。”

 

高秉涵不仅送老兵骨灰回家,每年清明或中秋还陪在世的同乡一道返回大陆故乡,“我答应过他们,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,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去”,高秉涵说,“我抱着那一坛又一坛的,不是老兵的遗骨,而是满满的乡愁。就让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把海峡填满吧,让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遥远。”(作者系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记者  修菁)

 

13岁的高秉涵离家去台前,与母亲的合影。彼时他就读于山东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。临行前,他跪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响头,母亲嘱咐他,“要好好活下去,娘永远等着你回来!” (受访者供图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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